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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做户外活动，减少近视发生

近视可不只是不方便而已。框架眼镜、隐形眼镜和外科手术能够帮忙矫正视力，但它们并没有解决深层的缺陷：近视者的眼球会稍稍伸长，晶状体会将远处物体的像会聚到视网膜之前，而不是视网膜之上。在严重的近视案例中，这种变形牵拉了眼球内部的组织，使之变薄，增加了视网膜脱落、白内障、青光眼，甚至是失明的风险。因为眼球会在童年阶段生长，近视也普遍在学龄儿童和青少年中发生。在东亚，大学生年龄段的人里大约有五分之一有这种严重形式的近视，而其中的一半可能会发展出不可逆的视觉丧失。

这一威胁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增长，以试图了解近视的成因——而科学家们开始找到答案了。他们正在挑战认为近视专属于小“书虫”的旧观点，而在一个新论点下达成一致：给孩子们增加近视风险的，其实是太长时间的室内活动。“我们正在很努力地传达这个讯息，孩子们需要在户外花更多的时间。”凯瑟琳?罗斯（Kathryn Rose）说。她是悉尼科技大学视觉矫正学系的系主任。

追踪视力

许多年来，科学群体都认为近视主要是因为遗传。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表明，比起基因不相同的双胞胎，近视在基因完全相同的双胞胎中更普遍，这意味着近视的易感程度受DNA的强力影响[1]。在科学家的努力搜寻下，基因组中超过100个片段都被发现与近视相关。

但显然，基因不可能解释事情的全部。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是1969年的一项对因纽特人的研究[2]。这些因纽特人住在阿拉斯加的北端，生活方式正在经历变化。对于那些在孤立群体中成长的成年人，131人中只有2人有近视。但他们的儿女和孙子中却超过一半的人都成了近视。遗传变化发生得太慢，不足以解释这么迅速的变化——因纽特人的例子也好，自那之后记录到的全球近视率飞涨也罢。“一定有个环境因素导致了这些世代间的差别。”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近视流行病学和遗传学的邵星梅（音译，Seang MeiSaw）说。

在过去，科研人员认为近视的主要原因在于遗传。

书本曾是明摆着的“凶手”。这个观念在400多年前就有了，那时德国的占星师、光学专家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将自己的近视归罪于他所有的研究。这个观念根深蒂固，在19世纪前，一些有名的眼科医生会推荐小学生们使用头靠以防止他们离书本太近。

要有光



一些研究者认为，支持这一关联的数据还不够有力。大多数流行病学研究都通过问卷估计了孩子们花在户外的时间——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验光师克里斯汀?怀尔索耶（Christine Wildsoet）说，这样的数据得小心处理。在一个关于可穿戴光传感器的小规模先行研究中[8]，她发现人们的估计值通常与他们的实际暴露时间不相符。都柏林儿童大学医院的近视专家伊恩?弗利特克罗夫特（Ian Flitcroft）则怀疑光照到底是不是待在室外的关键保护性因素。他说，室外更远的可视距离也有可能影响近视的发展。“光照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时不我待

2009年，摩根开始测试户外时间的增加是否会帮助保护中国儿童的视力。他和中山眼科中心（摩根也在这工作）的一个团队展开了一个为时三年的试验：在广州随机选取6所学校，让其中六七岁的孩子每天放学前上一节40分钟的户外课；在另外6所学校中，孩子们的课程表不做变化，以此对照。在参与了户外课的900多名孩子中，9-10岁开始近视的比例是30%，而在对照学校，这一数字是40%。这项研究正准备发表。

更有力的效果出现在台湾南部的一个学校。这里的老师应要求让孩子们将每天共80分钟的课间时间内全都花到户外，不让他们留在室内。一年以后，8%的孩子们被诊断为近视，而附近一所学校的近视率则是18%。

与此同时，研究者们还在研究防止近视恶化的方法。桑卡里杜格和她的同事们已经研发出了能将远处景象会聚到整个视野的特殊框架和隐形眼镜，从而改变眼睛的生长过程——传统的眼镜只把像会聚到视野中心。其它研究组表明含有阿托品（一种神经递质阻滞剂）的夜间滴眼液也能帮助控制近视发展[14]，尽管背后机制依旧不明。桑卡里杜格说，“我们想采取全盘措施”来对抗近视。

但滴眼液和光箱并没有送小孩去户外玩耍那样大的号召力，毕竟户外玩耍还有其他益处。“这样做有可能也增加了体育锻炼，既降低肥胖的可能性，也能改善情绪。”罗斯说。“我只会把这看成好事——而且还是免费的。”

一个世纪多以前，著名的英国眼外科医生亨利?爱德华?朱勒（Henry Edward Juler）就提出了类似的建议。1904年，他在《眼科学与实践手册》（A Handbookof Ophthalmic Science and Practice）中写道，当“近视已成定局，应该开处方建议患者换换环境——如果可能的话来趟海上旅行”。正如怀尔索耶指出的那样：“我们花了一百年来回归到那时人们直觉上相信的事。”（编辑：Calo）